洞见汽车产业发展大势——刘宗巍博士解读《赵福全论汽车产业》
2022-04-18 关键词:产业发展 点击量:262

2022年3月24日晚8时,《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系列丛书编者——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研究员、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宗巍博士,应邀做客机械工业出版社直播间,与丛书责任编辑母云红展开对话,为行业同仁及读者朋友解读了《赵福全论汽车产业》丛书的精彩观点,分享了这套汽车产业研究“宝典”背后的故事。该节目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当晚各直播平台累计有92424人次上线收看,用于读者交流的微信群也瞬间爆满;之后陆续有很多朋友给予了高度肯定和积极反馈。应大家的要求,现将此次对话的内容整理成文字(略有删节和修订)分享给诸位同仁。

母云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母云红,也是《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第一卷和第三卷的责任编辑。《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丛书自问世以来,受到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我本人收到了很多读者非常积极、热情的反馈,也让我个人很有成就感。不少读者对这套丛书及其背后的故事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读好这套书,读懂赵福全教授的思想,对于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汽车人是很有帮助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系列丛书的编者——清华大学的刘宗巍博士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全面解读这套丛书。刘博士,欢迎您。

刘宗巍:谢谢母老师!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

母云红:刘博士,我们知道《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丛书集中收录了赵福全教授关于汽车产业发展的系统思考和精辟观点。说起赵福全,这个名字在汽车圈里可谓大名鼎鼎,而他的个人履历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传奇。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几次成功的转型,对我们每一个汽车人乃至其他行业的同仁们做好职业规划都有很好的启发。

赵教授早年曾放弃在吉林工业大学保送研究生的机会,考取了公派留学的名额,东渡日本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辗转英国、美国,在美日欧汽车界学习工作了近20年。尤其是从美国高校转战到汽车企业,曾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研究总监。2004年回国后,又先后担任华晨与吉利两家不同体制车企的副总裁和CTO,帮助两家自主品牌车企建立了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同时,作为知识产权谈判的负责人,他还参与了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全过程。2013年早已功成名就的赵福全教授,在知天命的年纪,又选择从企业回归到高校,成为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TASRI)院长,从事汽车产业发展、企业运营与管理、技术发展路线等方面的战略研究,以自身的思想成果回馈贡献于整个产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教授还以学者身份成功当选了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的主席,并在两年任期结束后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终身名誉主席和首届技术领导力会士。目前,赵教授还是多个地方政府以及多家企业的战略顾问。像这样一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而又专注于汽车产业研究与实践的战略专家,他的著作受到业界的关注和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宗巍:确实如此,我觉得赵总(我还是更习惯称赵福全教授为赵总,这是从企业带过来的习惯)三十余年的汽车生涯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他参与过集团化大公司核心层的决策。在华晨和吉利,他都是核心管理层的成员。

第二,他负责过独立子公司的运营管理。比如在吉利时他作为集团副总裁和CTO,同时兼任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研究院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名工程师的独立的子公司,有单独的财务、人事、后勤等。

第三,主抓过技术体系建设和研发团队培育,主持过众多整车及动力总成产品的研发。继在华晨之后,赵总又在吉利建立起一支具有自主研发“造血功能”的优秀技术团队,为此他领导的“技术体系创新工程建设”项目还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当年在华晨、吉利带出的“精兵”,如今很多人都已成为多家企业的高管和骨干。

第四,在中国企业跨国合作、海外并购及运营活动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并购沃尔沃,他还参与了吉利集团的另外两次重要并购:一个是英国锰铜公司;另一个是澳大利亚DSI自动变速器公司,而且他还直接担任过DSI公司的董事长。

总之,赵总对美、日、欧、中的汽车产业都有亲身经历和深刻了解。他走南闯北,实战经验非常丰富。而《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著作,汇聚了赵总对汽车产业不同层面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前瞻思考,这既源自他系统学术研究的深厚积累,也源自他指导、咨询企业的宝贵实践。所以,我相信这套书对全行业来说都将开卷有益,这也正是我花费大量心血编辑整理这套丛书的动力所在。

母云红:说起来,要全面透彻地理解这样一位大师的思想,并准确系统地整理成书,这绝非易事。我知道,《赵福全论汽车产业》中很多内容来自赵福全教授受邀在一些论坛上的演讲以及接受媒体专访等内容。把这些口头语言类的素材整理成书面文字,而且要把赵教授的思想表达清楚,这项工作的难度可不小。不仅编者要深刻理解赵教授的这些思想,而且还有不少细微之处,恐怕只有非常了解赵教授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位。

刘博士,我知道您自博士毕业之后就一直追随赵福全教授左右,也被赵教授视为衣钵传人。不知道您最初是怎样与赵教授结缘的?请您先和大家讲一讲自己与赵教授共事的故事和感悟吧。

刘宗巍:正如我在《赵福全论汽车产业》序言里所讲述的,我第一次见到赵总是在2005年吉林大学(也就是原吉林工业大学)汽车学院五十周年院庆的典礼上,当时我有幸作为全院2000多名在校学生的代表登台发言,而在我前面代表所有校友致辞的就是赵总,那时候他是华晨金杯的副总裁。在“老工大”毕业的校友中,很多人都非常成功,他们或在政府担任要职,或是行业的领导,或是企业的高管,还有很多校友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学院最终选择了在产学两方面都有不俗业绩的赵总来代表所有毕业校友发言,这是对赵总极高的认可。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赵总的发言没有讲稿,完全是即兴发挥、有感而发。他先是谈到对母校汽车学院的深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校友;随后话锋一转,又直言学校对汽车学科的关注和投入太少。我记得后来校长致辞时也特意脱稿,专门做了一番回应,表态一定要全力做好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的汽车学科。现场的校友们心里都直呼“痛快”!

这是赵总的演讲魅力给我带来的第一次震撼,当时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位“超级牛人”。后来我把典礼录像带回家给我的母亲看,母亲看了之后就说,“你毕业后不如就去追随这位赵总吧。”我当时只是报之一笑,心想赵总哪能记住我?没想到母亲的话竟然一语中的,到2007年我博士毕业时,赵总正好想找一个专业出身的贴身大秘,他联系到我的博士生导师王登峰教授帮忙推荐,结果我的老师当即就推荐了我。于是我就去了吉利,从赵总的贴身大秘做起,后来赵总不断培养提拔我,让我担任吉利汽车研究院的副部长、部长直至院长助理,再到后来又带我一起加盟清华。如今回想起来,人生还真是因缘际会。

刚才母老师说,能够跟随这样的领导是人生幸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话说回来,想跟得住也没那么容易,我的工作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刚毕业工作的头半年,日子过得可以说很“凄惨”,当然成长得也很快。这就是我在丛书序言里所说的——痛并快乐的生活。因为赵总做事非常认真,这让作为“陪练”的我备受“折磨”。比如作为赵总的贴身大秘,我经常要为他准备演讲材料。由于赵总白天工作非常忙,有时候直到演讲前一天晚上10点,开完公司的会议后,他才跟我说讲稿要如何准备,增加哪几页新内容;甚至有时论坛已经开始了,他临到登台之前,还会给我发短信,让我修改PPT中的某处图表,或增加一页新的内容。

其实在我看来,是否做这些细微的内容修改或更新,并不会影响他演讲的精彩,但他对自己始终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于每一次分享,他总在不断思考,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正因如此,赵总的演讲总是广受关注和好评。以至于赵总每次做完演讲,连我身边都会围上很多人,他们都想索要赵总的讲稿。更有不少汽车行业的大领导和专家,不止一次地叮咛我,赵总的这些思想太有价值了,你在赵总身边“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让更多人受益。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也一直有很强的使命感想要这样做,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是过去身在企业工作,总有一些不便,加之时间有限,所以一直没有行动。而后来到了高校,我觉得系统整理赵总思想的时机成熟了。于是我下定决心,花了大量的心血,终于把《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丛书编辑出来,奉献给大家。

说起来真是弹指一挥间,从2007年到现在,我跟随赵总已经15年了。而在与赵总长期共事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到用“超级牛人”这个词远远不足以诠释他的学识和能力。可以说,我每一次跟他进一步接触,心中的粉丝情节就会更重一层。如果让我来归纳,我觉得赵总令人敬佩之处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

第一个词是战略。现在我们做战略研究,要给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各类企业提建议,那恐怕先要把自己的人生战略想清楚才有说服力,而赵总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关于这部分内容,后面讲到丛书人才篇的文章时,我再详细介绍。

第二个词是认真。其实他成名很早,不论是之前在学术圈,还是后来在产业界,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了。但是赵总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即使今天已经快60岁了,依然坚持每天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从不懈怠。

第三个词是渊博。赵总的知识广度是非常大的,几乎有关汽车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他都有深刻的见解。他给自己总结的座右铭,如今也是我们团队的科研方法论,就是“博学、静思、顿悟”。其中,博学是放在第一位的。说起来赵总原本也并不是产业战略专家,而是企业的CTO,但是到了清华大学出任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之后,他却能快速进入角色,对国家、产业、企业、产品和技术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足以说明他一直都在涉猎和积累相关的知识。

第四个词是语言。赵总是“大城市”铁岭人,听过他演讲的朋友肯定都对其乡音未改的“东北话”和独有的赵氏幽默印象深刻,而且他总是会用一些很通俗平实的语言把一个很深刻的道理阐释清楚。另外,他的英语和日语表达能力也好得令人惊异。比如说他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可以直接对着中文PPT,用英文或者用日文自由地分享,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的日常对话,而是包含了很多专业词汇的正式演讲。

母云红:对于一个人来说,15年的职业生涯不算短暂了。刚才听了刘博士的分享,我想到了一句话:“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一方面,您毕业后一直追随赵福全教授,是秘书,是助理,也是副手。就保存的材料来说,谁也不如您齐全。而且您对赵教授的思想了解最多、理解也最深。另一方面,您既有很强的工科背景,又有深厚的文字功底,这一点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有着非常直接的感受。

也正因如此,许多行业领导和专家,比如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付老,都认为您是编辑本书的最佳人选。而您也一直在加紧推进这项繁重的工作,如今《赵福全论汽车产业》已经先后出版了三卷,第四卷也将在2022年内问世。这对汽车行业来说,无疑是一大贡献!下面想请您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基本内容和体例。

刘宗巍:《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系列丛书是将赵总以演讲、采访、发言以及论文、报告等各种不同形式分享的思想和观点,进行精心梳理、核对、提炼、修订和补充,最终汇编而成的,是一套对汽车产业发展各个维度的关键问题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综合性阐述的专业论著。正如母老师刚才所说的,目前《赵福全论汽车产业》已出版了三卷,共编辑收录文章135篇,合计约115万字。按照我的计划,第四卷在4月份应该也可以交稿。这套丛书的各卷都分为五个部分,即战略篇(在第一卷里叫强国篇)、产业篇、企业篇、技术篇和人才篇,分别收录相关内容的文章。

在体例上,丛书各卷保持着相同的范式。具体来说,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五个部分里的各篇文章,以内容相近为原则进行排序,而不是按时间排序,这样读者对于感兴趣的话题,可以集中阅读相关的文章。第二,在文章前面附有原汁原味的“精彩语句”和提示文章要点的“编者按”,其中“编者按”旨在通过我的理解、归纳和介绍,让读者对文章的重点、亮点和价值有更直接的了解和把握。第三,在文章后面还记录了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出处,方便读者了解每篇文章的来源和背景。

在相同的范式之下,我也一直在努力进行细节的完善。比如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为了与产业重构的不断深化相呼应,我除了继续收录很多重量级的战略宏论之外,还特别增加了赵总对很多关键问题的深刻剖析及具体建议,包括一些来自于学术论文的结论,即系统学术研究的成果。

母云红:那么,这套著作总体上有哪些特点?特别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应该如何从中汲取养分?

刘宗巍:概括来讲,我觉得这套著作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思想前瞻性强。作为赵总思想与观点的集大成之作,本书呈现了他对产业发展的系统思考。其中既有为汽车产业发展把脉的重量级宏论,也有针对关键问题的全面梳理与具体建议,包含了很多关于产业前行方向、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的前瞻预判和重要结论。

其次,实践指导性强。本书基于赵总丰富的实战经验,回答了行业关切的难题。当前在产业全面重构日益深化的关键时期,无论企业家、技术领军人,还是行业管理者,都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存在着诸多困惑甚至争议。赵总在工作中经常和很多企业的高层交流,探讨的都是行业中一些最挠头、最热门也是最难的问题。

对于赵总来说,一方面,他在担任企业高管时对很多问题都有切身体验,所以对这些同行们的困惑感同身受,有着非常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与这些企业高层的交流也是一个教学互长的过程,他在答疑解惑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标定自己研究的坐标,确定研究方向和重点问题。在此基础上,赵总就可以把自己的产业实践经验用到极致,然后基于深度系统的思考,给出高屋建瓴的答案。

最后,理论创新性强。这套丛书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创新理论和经典论断。比如在卷二里有一篇名为《汽车产业变革的特征、趋势与机遇》的文章,我记得源自2018年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特别邀稿的一篇综述论文。在文中,赵总以三大革命带来六大革命性变化,对本轮汽车产业重构进行了高度凝练。同时,对制造业的“微笑曲线”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提出未来汽车产业价值链将呈现“总体上升、后端延展”的规律。还提出了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1+1+1”模型,这三个“1”分别代表了3种不同的参与方:即整供车企、ICT企业及科技公司、各级政府,着重指出三方力量在推动汽车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进程中缺一不可。此外,赵总还针对“软件定义汽车”带来的改变,前瞻性地给出了未来汽车产品开发的方法论,即为了把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做到极致,必须“软硬融合”;为了匹配软件和硬件在产品开发方法及周期上的差异性,必须“软硬分离”;为了在硬件预留的同时控制好产品的性价比,必须“软硬平衡”。

又如卷三有一篇文章《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转化价值链解析与优化策略》,这篇文章是在2016年发表的。全面解析了技术转化价值链的基本规律,特别强调了技术价值的实现需要技术转换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而我国目前除了各个主体定位不清、协同不力之外,更缺乏大量专业化的工程公司作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衔接。

应该说,对于自己能够参与上述文章的撰写和编辑,我非常振奋:因为作为这两篇论文的合作作者,我本人也对这些原创理论做出了一些贡献;而之后又将论文编辑整理为文章,通过著作系统地呈现给读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助力。总体而言,我觉得从事汽车产业各个领域工作的同仁们,都可以从《赵福全论汽车产业》丛书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并从中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母云红:听了您的介绍,我越发感觉到《赵福全论汽车产业》体系完备、脉络清晰、内容丰富、观点独到。我注意到每卷书的第一部分都是战略篇,想必这部分主要是给政府的建言献策吧。那么,您认为其中有哪些有分量的文章可以与读者们共享呢?

刘宗巍:战略篇的文章既可以为各级政府的汽车产业管理者们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以为广大汽车企业的决策者们提供有益借鉴。这种借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思维方式的借鉴。赵总常说,战略咨询首先必须有高度,要给国家部委提建议,就要设想自己是部长甚至总理,应该怎样去管理汽车产业;要给企业发展提建议,就要设想自己是董事长、总裁,应该怎样把企业做好。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和建议才有可能高屋建瓴。所以,我觉得企业决策者阅读战略篇的文章,可以借鉴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模式。

第二,实际工作的借鉴。赵总作为汽车产业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兼具实战经验和学术积淀,因此各个部委在出台一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会征求他的意见,而他所提意见的思想基础大都体现在战略篇的文章中。所以,企业决策者读这些文章,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未来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更好地理解和预判相关政策的可能走向。

在此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卷一的战略篇,当时叫强国篇,收录的“汽车强国六论”,这是2013年赵总加盟清华之后转型开展战略研究的开篇之作。包括《汽车强国战略不坚定是要害》、《汽车强国必须以本土企业为基础》、《汽车强国需要正确的战略判断》、《汽车强国的系统性评价指标》、《汽车强国需要科学、稳定、统一的法制管理》、《汽车强国建设重在行动》六篇文章。

说起来“汽车强国六论”的诞生还有一个小故事。在一次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汽车报社社长的李庆文在听完赵总“关于建设汽车强国的战略思考”的主题发言后,马上就向他约稿。李社长说:福全,你这个发言讲得非常好,有高度,有深度,每个观点都很有价值,但就只是这样讲讲还不够,应该把你的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以文字的形式与全行业分享,否则就太可惜了。于是就有了这六篇文章,当时按照每周一篇的速度在《中国汽车报》上足足连载了一个半月,每篇文章都有一版半到两版的篇幅。做过文字工作的朋友一定能理解,以这样的速度和篇幅连续撰写思想类的论述文章,当时赵总也包括我的压力该有多大!不过这份努力无疑是值得的,最后这六篇文章全面系统清晰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汽车强国的认识、方法以及实践建议,在业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以第四篇文章《汽车强国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为例,我们建立了可以量化描述一个国家汽车产业强弱的评价指标模型,从三个维度确定了可以科学描述汽车产业发展关键要素的10个一级指标,并基于此预测了中国建设汽车强国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亟待重点攻关的努力方向。这个研究成果也被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项目纳入到《汽车强国战略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现在汽车产业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按照当时预测的时序图在前进。而这篇文章是在2013年发表的,我们真的很为当时能做出这样的预判感到骄傲和自豪。

实际上,赵总的“汽车强国六论”还具有更广泛的战略价值,因为其中谈到的很多战略层面的问题、成因及解决方案,也适用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其他产业。而汽车产业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使赵总的思考及论述更具挑战性,也更具普适价值。

母云红:确实,赵教授提出的“汽车强国六论”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顶层战略设计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前面谈到,除了战略篇,本书还有产业篇、企业篇、技术篇和人才篇等内容,分别从不同维度对汽车产业的各种关键问题进行阐述。这些部分的文章都有哪些亮点?谈到了哪些热点话题?能否请您举一些例子,和大家介绍一下?

刘宗巍:这部分应该是汽车及相关企业领军人、决策者们最关心的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此各举一个例子:

在产业篇中,我想介绍一下卷三的《系统性融合创新是决胜本轮汽车产业重构的关键》。在这篇文章中,赵总谈到创新是决胜本轮汽车产业重构的关键,而产业重构的本质决定了未来创新必须是系统性的融合创新。对此,他站在人类发展历程的高度做了非常经典的论述,即农业时代是点创新、工业时代是线创新、而万物互联时代将是面创新。正因如此,未来产业创新的核心要素将是数据,或者说,数据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新生产要素。

由此,我们应该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关系的高度来认识本轮汽车产业变革。这其中,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和利用等一系列核心技术,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要把新生产力发挥到极致,就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生产关系。这个新生产关系既包括企业内部,如组织架构、体系流程等的重塑;也包括企业外部,如产业分工、资源组合和商业模式等的创新。因此,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后企业必须开展“技术+产品+资源组合+商业模式”的系统性融合创新。

在企业篇中,卷二的《颠覆性的改变取决于颠覆性的认识和持续的产业实践》一文也很有代表性,这篇文章源自2019年的一次演讲。赵总在文中指出,汽车将在智能时代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智能汽车与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以及智慧能源相互交织、互为促进,将推动人类进入智能社会,并成为万物互联下集大成的载体性平台。在这种大趋势下,未来产业发展将从交叉到组合、再到融合。同时汽车的核心技术将更多元、更复杂、更易变、更重要,而众多核心技术有效融合才能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乃至一个产业能够掌握全部所需的核心技术,因此跨界合作、融合创新就成为了必然。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将实现汽车所有权与使用权、驾驶权与主导权的分离。最终,汽车企业的竞争将聚焦在第三空间即“移动智能生活空间”的打造和运营上。

在此情况下,只有深刻洞察未来,形成颠覆性的正确认识,才能坚定不移地进行颠覆性的创新;也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持续的产业实践,才能最终迎来颠覆性的改变。这就为企业在新时期如何进行转型升级和实现创新引领,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指南。

在技术篇中也有很多重量级文章,其中既有对技术发展趋势和技术路线的判断,也有对具体关键技术应用前景和开发策略的解读。比如卷二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策略选择关键问题辨析》,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深度解析;卷三的《软件定义汽车:软件是工具,数据是核心》一文给出了如何打造智能汽车的系统方法;《汽车产品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模式与实施策略》一文全面阐述了汽车产品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模式及实施策略。

在这里,我想仅仅通过卷一的一篇短文《智能汽车不是彼此颠覆,而是跨界合作》,就足以体现技术篇文章的价值。这篇文章源自赵总在2015年参加“泰达汽车论坛”时接受专访时分享的观点。当时智能汽车还刚刚成为汽车产业的“热词”,而赵总就指出,发展智能汽车必须要跨界合作。现在回顾来看,赵总对汽车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洞察力和预见性,着实令人叹服。这样的案例在这套著作中比比皆是,我想仔细阅读丛书的读者朋友们,也一定会产生与我一样的强烈共鸣。

母云红:刚才谈到,赵教授个人的成长历程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令人欣喜的是,《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丛书除了谈战略、产业、企业和技术之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才篇,其中的文章也是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特别是在产业全面变革的今天,我们每个汽车人都面临着如何自我提升、跟上产业发展步伐的严峻挑战,都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刘博士,今天能否请您从赵教授本人的职业生涯及其心得体会出发,和大家介绍一下人才篇的文章,尤其是您个人的认识?

刘宗巍:对于新形势下汽车人才的发展,丛书中有很多精彩的文章。比如卷三的《汽车产业变革需构建新人才观》、卷二的《未来汽车人才的需求变化与发展建议》、《新形势下汽车人才战略思考》等,这些文章结合产业变革大势,对汽车人才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观点。

而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卷一的《灿烂人生从今天的思考开始——职业生涯规划之我见》,这篇文章的时间比较早,是根据2014年赵总应邀在清华大学西阶论坛上做讲座的内容整理的。当时赵总基于个人的经历和选择,向同学们系统阐述了职业生涯规划的完整方法论。其中很多真知灼见,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比如赵总讲到了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年人要避免的误区。还谈到了自己对于事业成功的认识:他认为,成功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的成功是实力与能力的结合,而不是只靠运气;成功是逐步积累的,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成为下一次选择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成功是需要取舍的,因为有舍才有得。最后,赵总还对青年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提出了具体建议。

实际上,赵总的这些思想在其个人的职业生涯道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从赵总的人生履历出发,去分享一下他是怎样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说起来,赵总经历了太多次重大选择和华丽转型,事后大家看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他每一次选择背后的纠结、智慧与决断,我想才是最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下面我就来谈谈赵总的几次重要选择。

第一次重要选择是在1985年,赵总当时22岁时。他获得了保送攻读研究生的名额,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是选择去参加国家公派留学的考试。要知道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本科生都很少,研究生就更“珍贵”了;而参加国外留学考试必须放弃保送研究生的名额。同时要考取国外留学的名额非常不容易,整个专业就一个名额,尽管赵总本科成绩是专业第一名,但谁又能保证参加公派留学考试时就一定能考第一名呢?可他还是决定舍弃保研机会,参加出国考试,并最终成功留学日本。说起来很惭愧,我当年也是保送攻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对自己说,本校的汽车学科也不错,就别冒险瞎折腾了。现在想想,可能还是缺乏这种先舍后取、势在必得的精神。

第二次重要选择是在1993年,还不到30岁的赵总在日本拿到了博士学位后留在广岛大学当了一年多的助教,当时日本的生活条件远比国内优越得多,而且他的爱人也已经在日本硕士毕业并找到了工作。如果赵总继续留在日本,夫妻两人的小日子应该是很舒服的。但是赵总并没有这样选择,他始终觉得美国的天地更为广阔,一心要去美国发展。为此虽然是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他却坚持用英文撰写了博士论文。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得到美国高校令他满意的Offer,他心里想或许是因为美国高校觉得日本的留学生英文不太好吧。于是他决定先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研究员,通过“曲线救国”,为将来去美国做好铺垫。这样一来,赵总又与欧洲结缘,让他收获了人生阅历中又一笔丰厚的资产。

第三次重要选择是在1994年,赵总赴美的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获得了到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以工作签证做博士后的机会。其实博士后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光鲜,收入只有2万多美元。与此同时,在日本导师的推荐下,赵总凭借过硬的学术业绩,又拿到了日本工业大学终身副教授的机会。即使在今天,刚毕业没多久的博士就能拿到国外高校的终身教职,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然而赵总最终还是选择了年收入只有2万美元的博士后,因为他心中更在意的是去美国发展的难得机遇。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会做出像赵总这样的选择吗?恐怕很难!我们不要以赵总现在的条件去反推他过去做出的选择,要知道赵总当时还不到31岁,正是需要用钱、也需要稳定生活的年纪,却放着日本的终身教职不选,这谈何容易?也正是在美国高校期间,赵总先后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以及发动机领域的英文专著,这些工作确立了赵总的学术地位,使他能够以更高的起点进入企业,也为他日后加盟清华,从企业高管转型重新做大学教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次重要选择是在1997年,已经成为韦恩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的赵总又转战到了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职位是企业高层的技术高参。那时他对学校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生活也非常安定。而企业的这个岗位是很好的机会,但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作为大型车企的技术高参,其工作必然涉及到整车方方面面的技术,而赵总此前的研究都集中在发动机领域;更重要的是,技术决策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还必须与企业的商业决策相结合,这是他根本没有涉猎过的。然而赵总把这些挑战当成人生转型的重要机遇,毅然选择转战企业。事实证明,他又一次选对了,从而实现了个人知识和能力的空前扩展,由一位发动机人转型成为了一位汽车人。而且之后一段时间,恰逢戴姆勒与克莱斯勒公司合并,他又经常到德国出差,对德系车企的经营管理有了深度了解。

第五次重要选择是在2004年,赵总选择回到中国,加盟国内车企,领导自主研发。现在海外人才回国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但在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非常大,特别是中国汽车产业才刚刚显露出快速发展的迹象,国内车企的产品开发还纠结于能不能摆脱“逆向”。而赵总在美国已经升职到了公司研究总监的高位,坐在了Corner Office里,拥有了独立的玻璃房办公室,前途光明,待遇优厚。在华人圈子里能做到这个位置非常不易,如今却要割舍,说毫不犹豫是不可能的。而且除了工作之外,还要考虑生活的问题,包括孩子的教育等等。但最终赵总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国,成为了第一批汽车“海归”中的一员。就这样,不到41岁的赵总出任华晨金杯副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经理,成为了分管研发的车企技术领军人。说起来这个新职位何尝不是一种新挑战——他此前在国外职位虽高,但毕竟属于“参谋”性质,如今担任的却是企业高管,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少帅”;同时,他还要努力避免海归“洋”博士极有可能遇到的水土不服。当然,后来赵总的成绩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华晨和吉利这两家不同体制的本土车企,分别领导建立了标准化、流程化的研发体系,培养出两支具有自主研发“造血功能”的技术团队,甚至以“技术体系创新工程建设”项目,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殊荣。

第六次重要选择就是2013年了,在企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赵总,在50岁知天命的年纪,又一次做了让人惊诧的选择——回归高校,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放弃企业的高薪以及统领数千人、担任甲方的地位,选择到高校做教授,这是赵总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在追求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用他的话来说,企业的副总裁退休了就不再是副总裁了,而高校的教授退休了仍然是教授。更为重要的是,赵总来清华不只是为了教书育人,而是希望基于自身的丰富阅历和亲身实践,来为中国汽车产业以及各类相关企业建言指路、出谋划策,提供独立的第三方的系统解决方案。这样赵总及其团队的战略研究和系统思考,就可以通过咨询服务的方式,为众多企业以及各级政府提供支持,从而惠及整个产业,其贡献一定要比只为一家企业服务大得多。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现在赵总是很多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私人顾问,随时与他们交流各种各样的难题,为他们献计献策、指点迷津。在这个过程中,赵总为这些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贡献良多。

以上就是赵总人生中的几次重大选择,这也是我首次集中“爆料”。后续我准备把这部分内容专门整理成文章,收录到《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第五卷。那时候赵总就60岁了,应该会允许我把他的这些经历和选择发表出来,相信对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都会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我个人的体会是,成功的人生首先需要有选择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判断是不是大好机会,并且敢于为了抓住好机会而舍弃已经拥有的一些优厚条件;然后要有把选择的事情做成功的能力,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具备的,需要持续和前瞻的积累。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赵总的一句话。记得在他刚加盟清华不久时,《清华大学学生学报》特别邀他为期刊题写寄语,他是这样写的:“梦想、激情、勤奋、认真,成就灿烂人生——与清华学子共勉。”我想这句话正是赵总职业生涯的完美诠释,也是值得我们用心体会和思考的人生指南。

母云红:说到赵福全教授的“认真”,这一点我们作为编辑也有切身感受。记得2018年我们编印《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第一卷的时候,由于印刷厂切换,图书装订出现了失误,出现了容易掉页的情况。赵教授发现问题后马上给汽车分社的赵海青社长打电话,严肃要求必须全部重做。记得当时赵教授说,“对于这套书,我和刘博士是100%投入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面对行业的期待,我们双方都必须认真、认真、再认真!”后来机工社把已经印完的样书全部收回,重新制作。此后,我们始终按照最高标准来完成《赵福全论汽车产业》各卷的出版工作,每一个环节都盯得很紧。在很大程度上,赵教授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感动和感染了我们,让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最终才能呈现给大家一本接一本的精品力作。

刘宗巍:事实上,我们选择由机工社出版《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系列丛书,就是看中了机工社编印工作的高标准。如果再加上“赵福全研究院·汽车产业战略系列”丛书,我们已经在机工社出版了10本著作了。

正如赵总所说,我们自己对这套著作的质量有着很高的自我要求。就我而言,把不同时间、各种出处、诸多来源的素材整理、完善、打磨成文,确实是费了很多心血的。比如有些文章需要重新去听此前的录音;有些文章需要考虑某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和其他文章整合,或者更新为最新的论述;同时,文章的图和表都是我精心选择和编辑的;此外前面也提到了,我还特意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上了“精彩语句”和“编者按”,以突出每篇文章的重点和亮点,这也是我本人对这套丛书的一个贡献。而赵总本人更是精益求精,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每一篇文章都会逐字进行认真修改,有时候甚至不只改一遍;包括书中的每一张图、每一张表,他都要细致地逐一确认。

我想正是因为这份认真,再加上机工社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不辜负这套丛书所蕴藏的思想价值,也才能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经典著作。相信认真阅读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良苦用心和一丝不苟。

母云红:刘博士,最后一个问题,《赵福全论汽车产业》这套丛书得到了很多读者的积极反馈。作为本书的编者,您对于大家如何更好地使用这套丛书,有什么建议?

刘宗巍: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业界朋友的正面反馈,其中不少人都提到,自己是把这套书作为产业研究及实践的“工具书”来使用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本书的读者们参考借鉴。

具体来说,汽车及相关产业从事不同工作的同仁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都可以抽出相关话题的文章来读一读。比如通过阅读本书的相关文章,产业研究人员可以寻找灵感、获取思路、形成提纲;科技工作者既可以跳出自身所从事的单一技术的局限,从全局层面得到相关技术趋势的判断和预测,也可以了解具体某个领域的技术路线、关键问题与开发策略;媒体记者们可以从中梳理出关键话题的提问清单;而行业和企业领军人更可以全面受益,获取行业管理和企业运营的重要决策参考和发展路径启发。

这样一来,《赵福全论汽车产业》就以充分发挥汽车产业研究“工具书”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其宝贵价值,也为大家成为各自领域内更优秀的汽车人提供助力。而我作为这套丛书的编者,也会感到非常欣慰。

母云红:《赵福全论汽车产业》系列丛书以智者心声,详解产业大变局,堪称行业的解惑之作。正如刘博士所言,这套书完全可以作为汽车业内人士放在手边的“工具书”,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刘博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刘宗巍:谢谢大家!

来源: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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